中华文明通史——秦汉治国理念的转变

如果说春秋战国是诸子学说的形成期，那么秦及汉初则是诸子治国理念的实践期。秦行法家思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汉初“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实行的是道家学说；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确立了儒家“独尊”的地位。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严刑峻法，强调严格管理与行政效率；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在行政过程中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甚至出现了交互使用的趋势。对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理解，汉宣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或是最好的标注。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将春秋战国各学派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刘歆在《七略》中又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认为可去小说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法家是诸子中的一家，《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提出了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思想。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韩非对法家学说加以总结、综合，可谓集大成者。李斯等虽构陷韩非，但秦王朝总体上还是承袭了法家的思想体系。法家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为秦朝中央集权的建立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承秦制，并以此确立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成为稳定社会统治的主要手段。

但是“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苛政使秦二世而亡，也使汉初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予民”。统治者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约法省禁”举措所蕴含的思想，可视为西汉前期“黄老之治”的先声。鉴于秦亡的教训，黄老之学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垂拱而治，适应了社会经济恢复发展时期的基本需要，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推崇。文帝、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皆读《老子》，尊其术”，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曹参、陈平用黄老思想治国，“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君臣俱欲休息余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到了汉武帝时“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作”。

从西汉开国至汉武帝刘彻继位之后，儒学开始取代黄老学说。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认为：周末大家，足与孔并者，无逾老、墨。然墨氏主平等，大不利于专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于干涉：与霸者所持之术，固已异矣。惟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汉高在马上，取儒冠以资溲溺；及既定大业，则适鲁而以太牢祀矣。盖前此则孔学可以为之阻力，后此则孔学可以为之奥援也。梁氏着眼于统治阶级的主观愿望，以为儒学“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分析与认识已经相当透彻与深刻。但是某种学说的流行，并非单凭行政之力可以推开。法家学说与理论之贯彻与执行在秦或为基本国策，可谓不遗余力，但并没有得到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的赞同与认可。贾谊《治安策》曰，“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认为秦俗之浇薄与功利在很大程度是缘于此。儒家学说能取得独尊的地位，逐渐上升为代表中国思想文化的国家学说，应该探寻其更加深层的基本原因。

中国古代以血缘群体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社会衍生出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即所谓的“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将宗法礼乐推而广之以维护社会秩序、约束行为举止、陶冶道德情操、保证和谐安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家国关系的基本范式。儒家学说，可以看作是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农业民族的行为规范和思想理念，它总结、继承和升华了早期农耕文明的优秀传统，形成完整的社会伦理思想体系，成为约束人们道德行为规范、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准则。

在古代社会生产与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讲究诚、信、仁、义、孝、友、睦、恤，学习礼、乐、射、御、书、数，虽不都能做到，但总是社会意愿的最大公约数。自汉以后，在制度上建设一个以儒学为主要精神资源的国家教化体系，是合乎中国国情的正确选择。基于这一认识的治国施政理念，多了一份关爱与温情，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功利文化的中华礼乐文明。

孔子向往的大同、小康之世，因先有大同后有小康，与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实际情形大相径庭，故被认为是一个虚拟的、倒置的发展序列。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理想，则是历代政治与思想家的追求与梦想。农家也曾设计过“并耕而食”的理想社会，那是一个基本上以自给自足生产为主的农业社会，产品之间的交换按等量等价原则进行，不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甚至连君主也要和人民“并耕而食”。这种基于改变农民自身“落后的经济地位”的理想化设计，即便是农民自己建立的政权也是无法付诸实施的。道家的“小国寡民”，幻想逃避现实，建一个与现实社会隔绝的世界，过着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但是倒退到结绳记事、废弃舟车、隔绝与外界的交往、甚至只是维持简单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肯定难以达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目的。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此后数千年间，往往成为一些隐士逃避社会现实的借口与选择。相比之下，儒家的小康大同理想，比农家、道家的理想更详尽，更完整，也更美好，更具有诱人的力量。它立足于社会现实，鼓舞人们向着理想的目标前进。由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而致尧、舜，由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进而达到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由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发展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因此，它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有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儒学在它诞生的年代，除了在课徒方面稍有成就之外，在列国之间是颇受冷遇的，故有惶惶“若丧家之犬”之谓。在春秋战国、秦及西汉初年，儒家并没有显示出太大的社会功用。在“争于气力”的时代，“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诚齐人谓子贡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反倒是法、兵、纵横之家，大有用武之地。

到了汉唐盛世，探寻传统农业社会理想的社会结构、应有的运行模式、规范的道德观念，成为政治家思想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与努力的方向。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有利于加强帝国统治稳定性的优势日渐凸显了出来，取代黄老学说成为合乎情理的选择。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柔也”，是诸子学说中相对比较中庸、平和的理论之一。儒家关于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理论，符合古代农业社会的实际状况。儒家主张规范农业社会运行模式，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适应了大国治理的需要。儒家仁政、德政学说把政治伦理化，有利于调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关系。儒家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也符合逆取顺守的治国方略。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兴学置教立五经博士，使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从而确立了儒学和儒学经典的权威地位。儒学教育和官吏培养相结合，对后世政治与教化产生过极为深远的作用与影响。